于贞志，诗人，基督徒。
1970年6月生于山东莒县。
作家协会会员，1994年辞职来京，记者、编辑。1995年8月6日在北京海淀堂受洗归主。著有《于贞志诗选》。
2016年到访南部生活社区。
一个在四处寻找矿材的人
——陈家坪访谈诗人于贞志
陈家坪：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在北京生活，应该是搬了无数次家，这让人觉得居无定所和一颗诗心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你曾经是怀着一颗诗心来到北京，那么这颗诗心现在怎么样了？
于贞志：它仍然存在。虽然文字写的不多了。我理解的诗心是在时代面前保持思考与清醒。许多人不写诗歌仍然是诗人。而大多数诗人不停的写却从来都不是诗人。诗人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不属于这个撒谎的世界。
我现在东西多了，搬家是个麻烦。所以其实已不经常搬家了。北京是个没有什么意思的城市，以后我不会在这里安居。它不配我在这里长久住着。走不开是因为朋友多，早晚要离开的。虽然没有固定的住所，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个流浪的人，没有漂的感觉。我感觉这样变动的生活才充满了生机。
在文学之外，我更大的热情其实是书生报国。所以来北京开始做新闻，希望通过传播改变大众。但是在中国你知道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新闻的，后来就非常失望，离开新闻事业进入了画家村。在艺术家们这里我遭遇了另外的一种本真的生存，它使我感觉真实，现在生活里艺术的成分越来越多了些。
我刚来北京时经常见面的是西川，他对我是有影响的人。我个人以为他应该是中国诗人里最后会有大成就的人。他勇敢地去写，对于别人会不会认可他根本不在乎。只有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写作者，能够这样做到的没有几个人。再者他的思想和阅读是博杂的，使他的写作深入而宽广。而从文学里产生的文学会越来越体弱。
我感觉在现代社会里，文学几乎没有了踪影，读文学已经成为奢侈，而诗歌倒是凸显出来，诗歌以各种方式在生活里浮现。我以为的诗歌其实是诗意的文字表现，它用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，那就是一切好的音乐电影绘画以及行为。
在生活里我是一个平静的人，有时都处在一个半自闭的状态。我不喜欢自己的一切被另外的事物打乱。我乐于做一个隐藏起来的人，喜欢没有人注意到我。我喜欢悄悄来了又悄悄离开，让生活充满故事和传奇是我不愿意的，我不想活在别人的目光里。
与生活相反，我的内心以及追求的事物往往又是充满不安和骚动的，比如早年对于教育的反抗，对于家庭的叛逆，对于主流价值的鄙夷，对于社会角色的拒绝。我发现自己一路走来自己的追求都是不被认可并被打压的：诗歌是民间写作，信仰是反对官方态度的家庭教会，现在搞艺术则选择了不被看好的实验艺术，总是社会主流不能承认的，但是我喜欢并乐在其中。
陈家坪：你现在居住在宋庄艺术区，觉得自己和这个艺术区是一个什么关系？这儿活动的艺术家在你看来，大致可归为哪些类型？你在这儿组织过哪些诗歌艺术活动？
于贞志：我来宋庄画家村时，正是中国当代艺术被国际关注的开始。那些大家不理解的艺术家突然出名，日子也好过了。但是没有持续多么久，因为后来有了金融风暴，国际的艺术市场被大大的冲击，靠艺术可以暴富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了神话，但每个在努力的艺术家心里都有一个这样的神话吧。他们希望哪天突然来了一个大机会，把攒了一屋子的油画都卖出去。金钱使艺术家产生了分化，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。政治对他们有过压力，反倒促进了他们的理念，锻炼了他们的品质。而现在经济对于他们的影响是致命的，为了画更多的好卖的作品，一些艺术家雇了助手画，他们担心不好卖也开始不敢在艺术上探索了。
以前这里是画油画的多，现在宋庄画家村有了名气，开始来了一批一批的淘金者。新来的以画国画与书法的为多，所以现在这里的艺术家生态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可以说在表面上外人已经看不到非常好的当代艺术了，想看见需要到艺术家的工作室里去寻找，而街头已经沦落成为好像潘家园的一个商业卖场。
以我的观察，现在的艺术家群体可以分三个层面：一个是独立艺术家群体，他们没有体制内的职位，精神上是自由的，也不受经济的拘束，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对于艺术和思想的追求。作品是不是好卖别人理解不理解，他们也不很在意。这是最棒的一个群体，而我身边的许多朋友就是这样的，我因为与他们为伍而感到光荣；再一个是另外的一些艺术家，大都是搞国画水墨的，在地方上小有名气，现在来北京找机会发展，还是有才华的只是思想没有打开，对于西方文化和现代艺术不能理解，比较保守。也有些油画家在这个群体里，风格大都是写实的。他们的共性是作品的独创力非常弱，但是大众能够理解往往市场也不错；还有一些是在这里做商业艺术的，比如行画啊街头摊位啊，艺术性可以说是没有，完全是以艺术的名义在搞投机。
在这里我也偶尔组织些活动，一些是画展行为现场展等，一些是有关诗歌的活动，以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跨界展示为主。我个人的想法是诗是最高的。以文字写下来就成为诗歌，以油彩画出来就是艺术，这个于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方面的隔阂。最高的艺术家最好的作品一定是富有诗意的。我现在努力在做的只是推进艺术家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自由跨越，好的艺术家都是具备这个能力的。我相信美好的事物互相撞击会诞生第三种更加美好的事物。
陈家坪：在你的身上是不是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，你在努力提升个人自由，对于废除政府当局与所有的政府管理机构，你即使没有什么实际上的行为，至少也是在价值观念上驱于认同。当然，也许你没有这么明确的思想，但一些无意识的行为方式是这样表现的？或者说对于这个世界，对我们生活的社会，你是有自己的想象的？
于贞志：无政府主义的汉语表达在中国语境里很容易使人误解，以为它指的是颓废消极与避世，其实它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。一个时代里最激进的群体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。通过对于历史的回溯，我们发现革命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果实。去刺杀大清官员的汪精卫当时就是无政府主义者，中国五四运动的发动者也是无政府主义者，后来的格瓦拉同样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我并不激进，在思想上更加接近在路上游走的跨掉派，这个世界充满愚昧与隔阂，我们需要做的是破坏这个物质的世界，通过破坏使它一次次获得精神新生。不要指望秩序与组织，他们的存在会产生新的奴役。破坏是永远的事业，解构是我们能够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情。
人类社会的未来会实现大同，哪一天能够抵达我不知道，但这个是不可逆转的方向。国家是历史的产物，以后也会有消失的一天，国家机器会停止运转慢慢废弃。在中国，政府的概念还滞留在封建意识时代的官本位，这是与即将进入现代大国的进程不相符合的。大政府的概念不去除，中国永远不会真正进入大国的行列。你再经济发展，在另外的族群看来，也还是一个脑袋后面拖着猪尾巴的野蛮人。我们需要解放个人的力量，大家都强大了，中国就强大了。没有个人权利的强大，只是虚弱的经济纸老虎。
陈家坪：你现在四十多岁了，诗龄也不短了，在写诗的过程中，你经历了哪些写作上的变化？在生活行为上，可以说你是关注现实的，在诗歌写作上，你偏向于语言自身所形成的世界。你有一个在诗歌写作上的抱负吗？
于贞志：我刚刚开始写作是在中学时代，朦朦胧胧就开始了，与第一次青春期的萌动几乎是同步的。相信大多数诗人的第一次诗歌抒情也是从一场美好的暗恋开始的。那个时代也是朦胧诗流行的时期，这个行当成本比较低，一张纸，一只笔，再有一颗为单相思而重感冒的头脑就可以开始抒情了。
一开始往往是唯美的，差不多写的都是幻觉，根本不真实。现在回头看，几乎都是些文字垃圾吧。喜欢阅读的也以台湾的诗歌居多。后来进入对于国外现代诗歌的大量阅读，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真实的生活经验开始进入诗歌文本，有了些自己感觉还算满意的作品。来北京后写的不多，但是关于诗歌的感觉一直存在，是这样的感觉使我在生活里坚持自己，不与任何另外的一个人相同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我自己已经泯然众人了吧。所以，感谢诗歌，使我成为一个清醒的人，一个自我存在的人，一个诗人。
我发现短诗是没有多少分量的，要处理你想去表达的大题材需要大的结构，这个是我放慢写作的原因，因为数量不重要。如果不停的写，来不及思考，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只是不停的重复。而重复使人陷入迷宫，走向绝境。至于个人的抱负，我想以后可以用一个大的作品，把自己的思考、时代的精神都囊括进去，才是最有意义的。而这样的大作品，需要诗歌之外的诸多因素一起冶炼，我现在感觉自己是一个在四处寻找矿材的人。
陈家坪：你是一个基督徒吗？过一种灵性的，有信仰的生活，给你的内心和思想带来一些什么变化？就自身的经历来讲，你觉得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在现实中国是一个什么处境？
于贞志：来北京后我认识了女诗人沙光，是她带领我来在基督的面前，接受主的洗礼，立志成为天国里的一员。以前喜欢读书思考，企图通过学习获得真理，而现在发现基督就是真理，所以很自然就进入了，溶入其中。
从此，自己的思想与写作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提升，因为一个在信仰的人，他其实是存在于另外的一个尺度里，一个与主合一的尺度。主是什么，他是宇宙的真实本质，伟大的唯一精神，归信在主里，能够有力量出离于个人小我的视角之外，你领略的风景是奇异的，境界是难以言传的。
我甚至可以说，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做一个优秀的诗人，诗歌从来都不是辞藻，它是精神。只有从对于造物主的沉思与仰望里，才产生了不朽的诗歌，造就了伟大的诗人。我看见非常多的信徒他们完全不写诗歌，但是他们的生命是充满了诗意的，且他们乐于将这样美好的诗意与他人分享。
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不值得乐观，滋生了越来越多的小诗人，伪诗人，把一堆没有生命意识的辞藻堆在一起，称之为诗，并得意洋洋。而真正的好诗人却甘于在沉默里提炼真正的诗意，他们的优秀没有什么人去关注。大众没有机会读到好的诗歌，他们说诗人在堕落，是有理由的。
这个时代是悖逆的，在经济繁华的背后是精神的荒芜，一个真正的中国的荒原突兀在世界面前。而我们因为拥有诗歌和信仰，所以能够继续持有对生命的热爱，以及对于未来的盼望。所以在这里我再次感谢诗歌，感谢赐予世界以诗意的造物主。阿门。一切都会过去，而伟大的诗歌永存。
2014.10.30 北京北寺
